鄭永年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路徑作出的重大調整完善，是著眼于我國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對于我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對于促進世界經濟繁榮，都會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雙循環戰略無疑也是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發展的政策背景。大灣區不僅要配合這個國家戰略，更需要在推進雙循環戰略中扮演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科學準確地理解雙循環

　　中央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著復雜而深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特朗普執政迄今，中美之間的新冷戰早已經不是可能與否的問題，而是已經進入一個逐漸從不明朗走向明朗、從局部走向全面的過程。美國的對華政策表現為“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美國做不到的”。中美關系因此陷入了一種“自由落體”狀態，但仍然不見底。

　　即使拜登順利入住白宮也很難很快改變中美關系惡化的這種大趨勢。不僅如此，在有些領域如民主、人權、意識形態等，還會有繼續惡化的可能。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中美全方位的脫鉤，已經對中國和世界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如果中美脫鉤的趨勢得不到控制，那么未來世界就會分化為“一個世界，兩種體系”和“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如果那樣，世界就會兩極化，即分化為以美國為核心的一極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一極。

　　兩極化對我國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國要破解美國搞兩極化的努力，接下來的關鍵在于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和持續的對外開放。發展還是硬道理。國家間的競爭本質上是經濟的競爭，或者說經濟競爭是其他所有競爭的基礎。實際上，對所有國家來說，內部經濟發展都是重中之重。再者，我國的深度開放更是“分化”美國內部力量的最有效手段，因為深度開放至少可以促成華爾街與華合作。

　　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世界經歷了一波超級全球化。超級全球化帶動了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從而為各國帶來了強勁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動力。但當今的世界則經歷著一個超級民族主義崛起的過程，表現為貿易保護、經濟民族主義、反移民等。再者，中美關系惡化也影響著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因為美國千方百計地想組建“世界隊”或者“同盟”來抗衡中國。

　　盡管已經不存在美蘇冷戰時代那樣的一個整體的“西方”，中國也有能力化解美國把世界“兩極化”的努力，但經濟上國際大循環的動力明顯減弱，已經遠不如超級全球化時代。

　　同時，國內大循環動能日益強勁。中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內需求潛力巨大，表現為多個方面：（1）中國具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以及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2）中國擁有1億多市場主體（即企業）、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以及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3）中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所有這些都顯示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

　　國內大循環就是要把所有這些要素的作用都充分發揮出來，把潛力轉化成為實際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動力。

　　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比重越來越大。在從前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外貿中，投資規模很難再擴大，大規模的硬基建時代已經過去，新基建所側重的高科技（例如5G）受到西方的圍堵；外貿也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因此，內需變得更加重要。

　　但是，以內循環為主體并不表明外循環不重要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很難把兩個循環分離和對立起來。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在超級全球化或者國際大循環條件下實現的。中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經濟體的內在一部分了，即使轉向了國內大循環，也不會脫離國際大循環。

　　中國的沿海省份和城市，還是會以外循環為主。如果轉向內循環，那么美西方和中國脫鉤的目標就有可能實現。盡管國際環境在惡化，但外貿依然是沿海省份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中國經濟本身也早已開始走向世界。盡管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但沒有困難可以阻礙中國經濟的國際化和中國企業的國際化。

　　另一方面，從國際關系來說，作為大國，中國擔負著提供更多國際公共品的責任，這也要求中國不僅要繼續加入國際大循環，而且還要花大力氣推動國際大循環。實際上，盡管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并不會因此而減少。

　　大灣區是雙循環的領頭羊

　　粵港澳大灣區尤其需要在推進雙循環戰略中扮演一個領頭羊的角色。大灣區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決定了大灣區是內部循環和外部循環的關聯點，既要擴大內循環，也要擴大外循環。擴大內循環就是強化廣東向周邊地區的輻射和擴散效應，外循環就是強化廣東的外部經濟。

　　具體地說， 大灣區需要做至少三方面的事情：第一，大灣區內部強化融合和升級，把大灣區建設成“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第二，大灣區強調其輻射和擴散作用，實現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和福建—臺灣海峽兩岸經濟區的互聯互通，形成一個龐大的南方共同市場；第三，在此基礎上，協調向南推進，對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連接東南亞市場和RCEP，實現國際大循環。

　　大灣區是南方共同市場的核心，是國內國際大循環的關聯點，因此大灣區本身的建設是關鍵。我們最近提出一個概念，即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一個“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建設對粵港澳大灣區來說意義深遠。

　　對國家總體來說，數量型的經濟擴張已經到了頂點，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無疑需要依靠質量經濟，即依靠高端資本、技術和人才。就資本來說，中國需要形成數個高端產業鏈，使得這些產業鏈具有地域性，并不會因為外在形勢的變化而迅速流失。強調“地域嵌入型經濟”就是重新賦予經濟的國家主權性質。

　　粵港澳大灣區需要補短板

　　我們在觀察西方經濟現象時發現，發達國家為資本、技術和人才創造了良好的“地域性條件”，使得資本成為“嵌入地域的資本”。正是因為資本需要流動，也不會停止流動，更需要給資本創造良好的地域條件。盡管當代西方主要國家問題重重，經歷著各種危機，但并沒有出現高端資本外流的情況。

　　即使今天，西方社會財富分配情況日益嚴峻，但受影響的大多是底層社會，并沒有影響到上層社會，即社會的實際統治者。中、上層階級仍然和資本配合，享受資本帶來的好處，而這些群體也正是掌握資本和技術的階層。

　　世界上著名的三大灣區，美國的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都具有類似的特質。歐洲諸國也有很多類似的經濟平臺。優質資本、技術和人才都拼命地想進入這些平臺。在全球化時代，資本是流動的，沒有國界。人們也不能依靠政治（例如國家安全）和行政因素使資本停留。

　　“地域嵌入型經濟”就是提供一系列條件，使得資本都想進入，進入之后不會走、不想走、走不了。因此，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成為地域嵌入式世界級經濟平臺，必須要補上一系列的短板。這些短板包括：

　　第一，研發能力和科創能力依然薄弱，原創性技術不足。香港有基礎研究和技術，但無市場；有人才，但無就業。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團固若金湯，很難在短時間內打破，打破了也可能有其他負面的效應。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可以把香港的大學和科研體系一同考慮，尤其是和香港毗鄰的深圳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南沙、前海和橫琴可以設立一些香港的“特區”，實行香港的制度規則，和內地對接。這些“嵌入型香港特區”有助于有效吸引香港人才尤其是年輕人了解內地和融入內地。

　　第二，高端制造業依然缺乏。珠江三角洲曾經被稱為“世界制造業基地”，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但沒有能夠整體升級，一直維持在勞動力密集型技術的階段。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盡管一些地區經過轉型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但沒有起到留住和繼續吸引優質資本應有的作用。

　　第三，與高層次人才配套的中小學教育環境有待改善。要想留住國際化的人才，就必須注重人才的具體需求，子女教育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本地是否已有或正在建設優質國際化的高中、初中、小學和幼兒園，是人才關注的重點。

　　簡言之，我們應當認真深入研究世界上各類地域嵌入型經濟平臺的細節和規則，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世界級經濟平臺。我們不僅要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優質資本、技術和人才，而且要促成他們在灣區內不斷提升自己。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