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2023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無疑是一個全方位、復合型的現代化定義，也是迄今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如果擁有14億多人口的中國實現了現代化，那么無疑具有多重偉大意義。　

　　第一，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完成中華文明復興的目標。文明復興并非復舊，而是文明的再造，是一種文明新形態，而文明新形態需要通過現代化來獲得。

　　第二，為世界現代化提供強大推動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達到50%左右。近年來，盡管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不好，包括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高速增長階段，但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現代化就是要讓人類脫離貧窮，在這方面，中國的貢獻更為巨大。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在為世界現代化注入強勁動能。　　

　　第三，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為那些追求現代化的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信心來源。中國式現代化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向這些國家傳遞了至少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只有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才會成功；其次，也表明中國不會像過去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向外推行自己的現代化模式，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到其他國家之上。　　

　　正因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此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才強調“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　　

　　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是由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性質決定的。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通過實現自身使命來執政，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新時代最大的使命。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多重挑戰

　　偉大的使命和崇高的目標已經確立，也必須追求。但是必須意識到，追求這一使命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只有認清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諸多困難和挑戰，才能認識到所需要的改革和開放。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深度融入世界體系，外部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對中國產生深刻影響，比如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等。從國內環境來看，中國也面臨諸多需要應對的挑戰和需要克服的困難。　　

　　面對外部大環境和內部小環境的變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西方所定義的概念范疇，而是中國自己界定的符合中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并且諸多政治體制改革體現在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上。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須深化十大改革

　　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我們需要怎樣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從對內改革來看，至少可以考慮如下十個方面的改革內容或者舉措。　　

　　第一，確立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圍繞高質量發展來達成廣泛共識，高質量組織資源，團結一致向前看。實際上，社會共識是改革最大的推動力。　　

　　第二，推進決策過程的民主化和科學化。一方面，實現政策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過程的相對分離。另一方面，可以整合高端智庫系統的研究力量，融合政府和社會兩股研究力量，實現體制內外的相對一致性。　　

　　第三，強化中央政府的政策協調功能。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置于強有力的黨的領導之下。各部門改革要服從總體國家利益，圍繞“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這一原則，一切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就要求中央政府強化協調功能，把各部門利益導入整體國家利益。經濟部門和非經濟部門需要互相評估自己出臺的政策給對方帶來的影響，做好預判和對應方案，避免“合成謬誤”。　　

　　第四，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長三角地區在這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同時，要推動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應以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為目標和抓手。　　

　　第五，增強中央的統籌功能。從現代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需要中央政府強化其統籌功能，尤其是“軟基建”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硬基建”建設得很不錯，全國性的公路、高鐵、港口設施、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世界一流，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現在要推動“軟基建”建設，就是要積極解決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公共服務等問題。“軟基建”建設好了以后，生產要素可以在不同區域自由流動。同時，“軟基建”可以“保底”，保障基本社會公平和公正，這也是中產階層的制度保障。　　   

　　第六，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和地方政府兩個發展力量。要進一步動員民營經濟和地方政府這兩個發展力量，進行“清單式”的梳理，搞清楚民營企業發展的堵點、難點在哪里，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發揮作用的堵點、難點又是什么。只有清楚地識別并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把中央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轉化為地方經濟紅利。　　

　　第七，通過松綁賦能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的發展作用。經濟活力唯有通過市場微觀主體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政府只是規則、規制和法治等營商環境的提供者和維護者，微觀層面一定要松綁。　　

　　第八，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和土地制度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要逐步取消戶口制度：城鄉只是居住概念，而不應是身份概念。城市不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為農民的新家園。同樣，農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要鼓勵城鄉雙向流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第九，把握好改革的方法論。一是要“先立后破”。應當為“舊動能”留存一定空間，構建“新動能”對“舊動能”的倒逼機制、替代機制。二是圍繞新質生產力，構建新的“三駕馬車”。要通過新的“三駕馬車”，即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實現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推進高質量發展。三是要重視資本在推動變革過程中的獨特作用。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因此，在金融領域要處理好發展與監管的平衡，要發揮金融服務經濟的作用。　　

　　第十，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作用。建設世界一流經濟強國，就必須發展世界性的金融中心。要重塑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通過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尤其是與深圳、廣州等城市的協同，把香港塑造成為上海之后的“第二個金融中心”。

　　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從五方面著力

　　從對外開放來看，至少可考慮如下五個方面舉措。　

　　第一，在經貿方面，斗爭但不脫鉤；在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方面，斗爭但不沖突。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五個特征就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是中國作為大國責任的重要體現。　　   第二，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繼續與國際規則對接，在對接的基礎上參與規則制定，在參與的基礎上爭取規則制定權。　　

　　第三，推進精準的單邊開放。可以系統地分析《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從而確定哪些內容我國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優先實施。這不是無原則的改革開放，而是根據我國的需要推動的開放，可以把它稱為“精準單邊開放”。　　

　　第四，加快落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推進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建設。要加快落實RCEP，以充分利用其潛在的經濟紅利，進而在RCEP的基礎上構建基于更高水平開放和更高水平區域產業布局的中國-東盟共同市場。　　

　　第五，建設開放的企業系統，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要連通國內國際兩個大市場，把內循環和外循環結合起來。尤其是在企業層面，要通過建設開放的企業系統，推動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實現生產要素更大范圍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嵌入國際大市場結合起來。　　

　　總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通過高質量發展來實現，而高質量發展需要通過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來實現。改革開放使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進入新時代，面臨國際國內大變革，我國需要新的“三大法寶”，那就是改革、開放、創新，這既是我們認同的時代價值，也是我們通往美好未來的有效途徑。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