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顏利 劉涵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繼續把推動高質量發展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十五五”時期我國高質量發展如何取得顯著成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指出，“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這四大優勢既是“十四五”時期取得巨大成就的堅實支撐，更是“十五五”時期推動高質量發展、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的關鍵依靠。深入把握四大優勢的內涵精髓與實踐要求，對于凝聚發展信心、破解發展難題具有重大意義。

　　制度優勢：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是我國發展的最大優勢，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定方向、管全局、保落實的根本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我國制度優勢的鮮明特征，在于能夠有效統籌短期增長與長期目標、效率提升與公平保障、市場活力與宏觀調控之間的辯證關系。既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避免發展出現大的波動，又能根據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優化，展現出強大的制度韌性與適應力。這一制度體系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了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治理格局，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制度紅利。《建議》提出“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正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和發展動能的關鍵部署。

　　新型舉國體制是制度優勢的集中彰顯。在芯片自主研發、新能源產業布局、重大工程建設等關鍵領域，我國通過整合科技、資本、產業等各方資源，攻克了一批“卡脖子”技術難題，實現了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與戰略性產業的躍升。面對全球經濟波動和地緣政治沖突等外部不確定性，制度優勢轉化為強大的風險抵御能力，科學的宏觀調控能夠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精準發力，以及產業政策的前瞻性引導，穩定市場預期、對沖外部沖擊，避免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部署，通過強化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保障體系，為高質量發展構筑堅實的安全屏障；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發揮國有經濟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主導作用，又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創新活力與發展動力，形成多元主體共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局面。從“十四五”時期經濟實力躍上新臺階到中國式現代化邁出堅實步伐，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最可靠的方向保障和動力支撐。

　　市場優勢：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

　　超大規模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獨有的寶貴資源，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源泉。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和全球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內需市場，這種規模優勢不僅體現在總量上，更凸顯于需求的多樣性和升級潛力上。從基礎民生消費的品質升級到高端裝備、數字服務的需求激增，多層次需求結構既為國內產業迭代提供廣闊空間，也為全球企業搭建了潛力巨大的合作平臺，成為連接國內與國際市場的關鍵紐帶。《建議》將“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作為重要任務，提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正是對國內市場優勢的深刻把握與運用。

　　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一方面體現在提升國內資源配置效率上，消費者對產品質量、技術含量與服務體驗的敏感度與支付意愿的顯著提升，對企業行為形成強有力的激勵倒逼機制，促使供給體系持續加大在產品質量提升、技術創新與品牌建設等方面的投入，龐大的市場容量也為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提供豐富應用場景，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等產業的快速發展，正是國內需求與技術創新良性互動的成果。另一方面，更凸顯在推動國內國際市場深度融合上，我國市場持續匯聚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的強大磁吸效應，國際資本、先進技術、高端人才不斷涌入，促進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產業協作、供應鏈聯動更加緊密，同時也為本土企業和全球跨國公司提供了巨大機遇，有效促進各方均能受益的經貿、投資和技術等領域合作。隨著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體制機制障礙逐步破除，國內市場的統一性、開放性進一步增強，這將更有力地支撐國內國際市場深度融合，讓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雙循環格局下高質量發展的持久動力。

　　產業優勢：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

　　完整產業體系優勢是我國在長期工業化進程中積累的寶貴財富，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和安全基石。《建議》明確要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提出“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正是基于我國產業體系的獨特優勢作出的戰略安排。我國擁有全球門類最全、規模領先的工業體系，覆蓋農業、制造業與服務業全部門類。制造業增加值連續多年穩居世界首位，超過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全球第一。從基礎原材料的自主供應，到核心零部件的精密制造，再到終端產品的集成創新，形成了環環相扣、韌性強勁的產業生態，既避免了因單一環節“斷鏈”導致的發展風險，也為應對全球產業格局變動提供了戰略緩沖。這種規模與結構兼備的產業基礎，為我國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抗風險能力。

　　完整產業體系的優勢突出表現為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與自我修復能力。在疫情沖擊和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我國之所以能夠快速恢復生產、保障民生供給，關鍵就在于從原材料供應到零部件制造，再到終端產品組裝的全鏈條支撐能力。這種體系優勢還為產業升級提供了廣闊空間：傳統產業通過與新興技術融合實現提質增效，戰略性新興產業在上下游協同中加速成長，大中小企業形成融通發展的生態格局。從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的扎實推進，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完整而富有層次的產業體系正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重要載體。只有不斷筑牢實體經濟根基，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才能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可靠的核心支撐，推動我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從“量的優勢”邁向“質的引領”。

　　人才優勢：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

　　人才是第一資源，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是高質量發展的智慧源泉和創新動力。這一優勢不僅體現在人才數量的規模效應上，更凸顯于人才結構與產業需求的深度適配。《建議》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重要目標，強調“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深刻揭示了人才對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核心作用。經過多年培育，從支撐基礎研究的戰略科學家，到推動技術轉化的工程技術人才，再到適配新興產業的高技能工匠，我國已形成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研發人員總量穩居世界首位，高技能人才、戰略科學家群體不斷壯大，強大的人才儲備成為搶占全球產業競爭制高點的關鍵底氣，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撐。

　　人才優勢的價值在創新實踐中充分彰顯。在基礎研究領域，頂尖學者的探索為技術創新奠定基礎；在工程技術領域，能工巧匠的鉆研推動了產品質量升級；在新興產業領域，創業團隊的攻關催生了新業態新模式。正是憑借人才優勢，我國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建議》明確提出“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其根本在于激發人才的創造活力、釋放人才的創新潛能。不論是“十四五”期間重大科技成果的持續涌現，還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加快構建，實踐充分表明：人才資源是貫通制度優勢、激活市場潛力、支撐產業升級的核心紐帶，是推動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才強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最具能動性的戰略力量。只有持續優化人才發展環境，讓各類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長，才能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永不枯竭的創新動能。

　　有機統一：四大優勢的協同發力之道

　　我國制度、市場、產業、人才四大優勢并非簡單并列，而是相互支撐、深度融合的有機整體，共同構筑起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系統優勢。制度優勢是統領性優勢，通過強大的組織動員和戰略統籌能力，為市場運行、產業升級和人才創新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市場優勢與產業優勢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互動，超大規模市場為產業升級提供廣闊空間，完整產業體系為市場需求提供堅實支撐；而人才優勢則是激活全局的關鍵變量，將制度效能、市場潛力和產業基礎變革為現實生產力。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的戰略部署，深刻體現了對四大優勢協同發力的系統思維。在“十五五”這個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必須準確把握四大優勢的內在邏輯，既要發揮制度優勢的保障作用，又要激發市場活力，既要夯實產業根基，又要強化人才支撐，真正形成“四輪驅動”的協同效應，實現“1+1+1+1>4”的系統效能。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壓力，這種協同發力的優勢，在應對外部風險挑戰中將更為凸顯。制度優勢保障產業安全布局，市場優勢消化過剩產能，產業優勢維持供應鏈穩定，人才優勢攻克技術瓶頸，四者聯動方能形成強大的風險抵御合力，從而避免單一領域風險擴散為系統性危機。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面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復雜環境，我們更應堅定發展自信，準確把握四大優勢的互動關系與融通路徑。加強四大優勢深度耦合的政策引導，讓制度保障更精準對接市場、產業與人才需求，推動四大優勢聚合為發展實效。通過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將市場潛力轉化為增長空間，將產業基礎轉化為綜合保障，將人才資源轉化為創新內驅，我們必將在高質量發展道路上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新篇章，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